2018/01/15 06:00:04 聯合報 余光中
中國人原就拙於對親人表達感情，包括稱讚對方或適時道歉。我應該做的，是抱住他消瘦的病軀，親吻他的耳朵，告訴他不要怕，我在這裡，不會走開。相信這樣的接觸，單憑下游的血回溯上游的血，他的恐懼和痛苦就會解脫了一半……
1
近四、五年來，我常常夢見父親，卻從未夢見母親，不知她是否藏在潛意識更深處，輕易不會出現。但據通靈的傅老師相告，在我擲筊卜卦時，母親的靈魂也追隨觀音而來。果如此，則我的內疚當更深刻。因為五十八年前，她在台大醫院臨終前曾經囑咐我：「好好照顧你父親。」
2
父親曾經做過安溪縣長，也在永春縣做過教育局長。他認識母親，是在教育局長任內：當時父親的普通話還說不清，更不懂從江蘇派來的師範畢業生，也就是母親，那一口江南腔的常州話。不過有情人終於超越了方言之阻，成了眷屬。小時候父親常不在家，不是宦遊在外，就是忙於主持永春同鄉會，不然就是為谷正綱的「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出差，去海外接應各地的難民。父親早年在國民黨的「海外部」任職，後來轉入僑務委員會，多年擔任常務委員，清高而又低薪，每月只有500新台幣，而我台大畢業後在國防部服役，擔任編譯官，月薪卻有800元。
抗戰初期，母親帶我出入於淪陷區，備歷驚險，母子同命，片刻不離。所以母子之間的親切遠勝於父子之間，亦即佛洛伊德所謂的「戀母仇父情結」。僑委會的省籍結構，是廣東人多於福建人，而勢力是粵高於閩。小時候我當然聽得懂閩南話，後來去中文大學，廣州話自然也不陌生。
3
1949年，我隨父母從廈門去了香港，做了一整年的難民。父親身上只剩了5000港幣，不久恐將山窮水盡。我們和另外兩家難民，擠在銅鑼灣道某處的四層樓上，我睡的竹床白天收起，晚上才放下在走道上。香港大學的學制異於大陸，我也不願考進去，做港英政府的準公務員。冥冥之中，我知道自己將來會做作家，但不是在當時變天的大陸。有一次我偶然發現蘇聯發行的一份英文月刊，英譯的卻是中國新文學的評析，便將之譯成中文，投給香港版的《大公報》，竟得了50元港幣的稿費。我即買了三罐555牌的香菸送給父親。
1950年，蔣介石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在台北復出視事，號召海外的黨員去台灣「共赴國難」。父親於該年5月先去了台北，6月間我也隨母親乘船赴台。當時台灣的局勢岌岌可危，香港的親友嘲笑我們，說台灣眼看就要解放了，你們這時去簡直是送死，還擔負了逃避解放的罪名。滯留香港的某些親友，勸我早日回新中國去「為人民服務」。我明白自己的志趣與潛力何在，不為所動。古寧頭一役，台海形勢逆轉。不久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進守海峽，台灣終於倖免「解放」之威脅。
父親認為我的大學教育，因內戰而停頓了一年，應該繼續，以竟全功。早在我十二歲那年，在重慶鄉下讀南京青年會中學時，校方的國文課本雖也有選讀古文，他認為不夠，又教我加讀呂祖謙的《東萊博議》，和《古文觀止》裡的知性文章，例如前後〈出師表〉、〈留侯論〉、〈五代史伶官傳序〉、〈諫太宗十思疏〉、〈辨姦論〉、上下〈過秦論〉等等。我讀了諸文，甚有啟發，但更想讀的還是美文。這方面的願望，例如〈赤壁賦〉、〈阿房宮賦〉、〈蘭亭集序〉、〈滕王閣序〉、〈春夜宴桃李園序〉、〈陋室銘〉等，就由曾任小學校長的孫有孚舅舅來滿足。那時我年幼多思，初通文理，所受啟發極大：頓時明白，要成為新文學作家，這種根柢的修養是必要的。
當時正值抗戰，能暢讀的書籍不多。家中有一套上下冊的《辭源》，我翻來翻去，常對著「秧雞」一類的辭條遐想，而讀到李白的詩句：「羌笛橫吹阿嚲迴，向月樓中吹落梅」，也神馳不已。
南京青年會中學遠在窮鄉，圖書館藏書極少。漸漸，我深感與世隔絕，便開了一批書單，請在重慶市辦公的父親就近採購。隔了一星期，每周往返城鄉的「交通工友」老趙，終於步行六十里路，挑了重擔，送來內有我等待已久的幾本書。我記得其中包括了林琴南譯的第一本西書《茶花女遺事》，和曹禺譯的《柔蜜歐與幽麗葉》。《茶花女遺事》以桐城派的文筆譯出，我默誦再三，十分陶醉。曹禺是湖北省潛江市人，普通話有口音，不知為何竟把莎劇的Juliet譯成「幽麗葉」？我收到這麼多名著，興奮莫名，但是父親的同事們見了這些書，卻認為都非正經讀物，竟大搖其頭，迸出一句：「唉，這樣的爸爸！」
抗戰勝利，我隨父母回到南京，在復原的南京青年會中學畢業，同時考取了金陵大學與北京大學。金陵大學裡我們有一個親戚在職員部工作，父母曾向其拜託。但北大是我自己考取的，據說數學只得十幾分，但國文與英文都遙領他人。我乃振振有辭，反駁父母，說我畢竟能自力更生。
1950年自港遷台，父親就命我去台大考插班。當時我心灰意冷，以為大陸易幟，前途未卜，不如離家工作，何必再入大學。同時，台大的師資會越過北大嗎，何必退求其次。但父親的美意不忍遽拂，終於還是報考了大學。
但是學籍仍有問題。1949年從廈門大學去了香港，父親就堅持要我向廈大索取轉學證書。證書到手，日期標的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公元1949年。台北師範大學乾脆拒絕我申請考插班大二；台大的各院院長一字排開，審查考生資格。法學院長薩孟武只一瞥我的「偽證件」，就嚷說：「憑這證件，我非但不能接受申請，還要勸你把它收起，不得招搖！」我大吃一驚，正進退兩難，旁邊的文學院長沈剛伯卻把證件過目，說「這是非常時期，不妨通融」。憑了這句話，我終於進入台大，插班外文系三年級。
當時台大外文系的教授陣容，並不如我擔心的那麼差。文學院長是錢歌川，其女曼娜與我是外文系同班同學。外文系主任英千里兼擅英文與法文，有教皇冊封的爵位。梁實秋在師大專任，也來台大兼課。臺靜農任中文系主任，黎烈文在外文系教法文，兩人和魯迅的關係不淺，但均不提往事。後來教我們翻譯的吳炳鍾，本職為軍中文職的上校，當時是台灣口譯界第一人，對我的鼓勵尤大。另外還有英語流利的趙麗蓮，曾國藩後人的曾約農，擅長戲劇的黃瓊玖，也都是十分稱職的老師。幸運的是：五四人物典範未遠，我竟能一一得挹清芬。傅斯年1950年卒於台大校長任內。胡適曾出席我所譯《中國新詩選》的慶祝會，並發表感言。羅家倫1961年率領我們從台北赴馬尼拉參加國際文學研討會。改革開放之後，我在中文大學會見了朱光潛、巴金、艾青、王辛笛、柯靈等等；其後於1992年，應社科大之邀，又在北京拜訪了馮至、卞之琳等前輩詩家。
回到一直關心我前途的父親。我存一連生了四個女兒，做祖父的未曾一言表示失望。母親逝世後父親一直不再娶，才得長保家庭和諧。我存主持家務，她的革新父親一概承受。終於多病的他，雖然長壽，卻苦於風濕、失明、行動不便，只能靠一架老舊的收音機聽一些新聞。我想他是深深懷念著逝世多年的亡妻的，但是並不常提起。這時我應該做卻錯過未做的，是坐在他的床邊，陪他說話，甚至說些故事，回憶往事。他數度問我，是否做了中山大學的文學院長，似乎以此為榮。我卻淡然回應，連更多的榮譽也不曾向他解釋。中國人原就拙於對親人表達感情，包括稱讚對方或適時道歉。我應該做的，是抱住他消瘦的病軀，親吻他的耳朵，告訴他不要怕，我在這裡，不會走開。相信這樣的接觸，單憑下游的血回溯上游的血，他的恐懼和痛苦就會解脫了一半。有一次我扶他起來吃飯，他抓住我六十多歲仍然結實的肩膀，似乎吃了一驚，似乎令他發現自己已瘦到什麼樣子。
接近他大去的日子，他開始神智昏迷，口齒不清，會對著虛空嘶喊，也許是對著亡妻在訴苦吧。我應該抱住他的。他失智了嗎？他以為是亡妻來接他了嗎？我的罪孽有多深重，豈是「不孝」二字所能形容！
《瑯琊榜》裡，在獄中服毒自盡的祁王，臨終時嘆說：「父不知子，子不知父！」父親一生愛我，卻不知我；我愛父親，卻也不知父親。父子之間有代溝，並不足怪。我和父親少有親近，當然互不了解。在我中學時代，父親見我不苟言笑，不善交際，曾對母親說：「這孩子太內向了，不如去改讀藝術系。」他大概以為藝術系的學生才夠「浪漫」。這令我啼笑皆非。而在我這方面，許多事情也是後來自己身為人父之後才能參透人情世故，終能領悟，並且體會父親對我的自私、自傲有多麼寬容。
儘管如此，他仍然十分長壽，到九十七歲才溘然辭世。1985年哈雷彗星飛近地球，父親告訴別人說，他十幾歲時已見過哈雷過境。母親只享年五十三歲，父親高壽，又大她十歲，所以做了三十四年的鰥夫。
父親辭世後，在光明王寺做了三天法事，火化後，王慶華端著骨灰罈，陪我們夫妻北上，將它安置在碧潭永春公墓母親的墓側，一墓二穴，從此永遠和母親並臥在一起。就這麼，永別了我的前半生。只有在每年除夕家祭時，他們的遺像才會並排展現在燭火搖曳、香煙裊裊的供桌上。我寫過一首詩，詠嘆看父親火葬的感觸：
難忘去年的今日
是一爐煉火的壯烈
用千條赤燄的迅猛
玉石俱焚
將你燒一個乾淨
淨了，腐敗的肌膚
淨了，勞碌的筋骨
淨了，切磋的關節
淨了，周身的痛楚
將你燒一個乾淨
揀骨師將百骸四肢
從熾熱的劫灰裡
揀進了大理石罈
輕一點吧，我說
不忍看白骨脆散
就只剩這一撮了嗎？
光緒的童稚
辛亥的激情
抗戰的艱苦
怎麼都化了灰燼？
正如三十年前
也曾將母親的病骨
付給了一爐熊熊
但願在火中同化的
能夠相聚在火中
願缽中的薄錢紛紛
飛得到你的冥城
願風中的縷香細細
接得通你的亡魂
只因供案上的遺像
猶是你栩栩的眸光
4
「但願在火中同化的／能夠相聚在火中」，如果以之與我的〈五行無阻〉一詩相互印證，當亦可彼此發明。五行相生，同「行」相通，也是玄學派詩人鄧約翰的詩意所託。近年父親的魂魄頻頻入夢，而母親的卻潛於潛意識的深底，像潛水艇一樣深沉不浮。但願有一夜父親能說動她，帶她一起入我的夢來，讓我再度見父母同在，有幸變成從前的小孩。
（2016年丙申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