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17
上週末，由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和教會關懷機構等團體組成的台灣移工聯盟（MENT），與家庭照顧者總會（家總）合辦了2003年以來兩年一次的第六屆移工大遊行。遊行從衛福部起走，路程並不算長，千餘來自東南亞的移工與家庭照顧者及聲援團體並肩，最後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集結，於淒風苦雨中豎起書有「血汗長照」的巨型布幅，讓象徵血汗的紅墨水傾瀉而下。
本次遊行不再主打「反奴工」或「我要休假」，而是把焦點放在《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行政院版），訴求長照政策納入被排除的移工和家庭照護者。MENT也主張廢除現行「個人看護制」、立法保障家務工，雇主由零散的家庭轉置為長照機構，使附著於機構的家務移工不再成為《勞基法》的漏網之魚，也較有利於勞檢監督。
將「要長照」與「反血汗」並置，其意義不僅在於由破而立、由保護和抵抗朝向倡議，更在於勞工運動與消費者運動的接軌。依照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型態》的說法，「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進行革命的階級[…]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然而，在現實上，面對無比強大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無時不面臨被切割分化、乃至於「弱弱相殘」的危險誘惑。移工之於害怕工作被搶走的本勞如此，得到豐厚年終的國企員工與其他勞工、士林王家與同意戶、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師之間的關係也莫不如此。
關注的觸角必須由勞動條件衍伸至衛生福利，或許也因為作為長照消費者代言人的社福團體，曾基於對聘僱成本上漲的恐懼，而大力反對家務移工的工資保障。家務移工（TIWA與家總已合組長照監督聯盟）如果對長照政策不置一詞，不推出有別於社福團體（如老盟、殘盟合組的長照推動聯盟）的替代方案，一方面難以「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從而訴求更廣泛的群眾支持自身的勞權鬥爭，另一方面也無法期待會自動跑出對勞工友善的衛福政策。
正如日本左翼學者柄谷行人接受香港《字花》雜誌專訪時所說：「勞工運動是一種『內在的』運動。透過這種運動，勞動的條件會被改善。但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就不會有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勞工運動應該同時和消費者運動和合作社連結在一起。也就是說『內在的』運動會因為和『超越的』運動的連結而有所改變。」就衛福領域而言，「反血汗，要長照」正是勞工運動與消費者運動在資本循環中的接榫。更進一步說，傳統上被視為個別家庭孝道責任的長照，站在公共化和市場化的十字路口。如何鞭策國家更積極介入社會福利政策，以更細緻、更具有彈性的實物給付方案取代現金給付，甚至制度化社區互助的元素以加重社會的角色，或許能有助於拉長抵抗市場化的戰線、豐富公共化的內涵。
和長照同屬重大社福政策的健保是另一個適足參照的案例。《全民健保法》第一條明文規定：「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以提供醫療服務，特制定本法」（《長期照護服務法》和《長期照護保險法》兩草案則分別是「為健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發展，確保服務品質，保障接受長期照護者之權益」和「為辦理長期照護保險，提供國民基本之長期照護服務，增進社會安全及福祉」）。然而，在「健康福祉」和「服務品質」的背後，管理學大師Michael Porter眼中「世界第一」的健保、閣揆江宜樺口中「建構全球最完善的長照體系」，其實是剋扣人力成本、榨取服務生產者的剩餘價值才得以成形的。
就以開辦已近20年的健保而言，公共保健預算不足、加上不合理的給付制度，使醫護紛紛出走，「五大皆空」現象加劇，更讓高度壟斷性的財團醫院「殲滅」資本規模不足的中小型醫院，掏空基層社區醫療。健保必須改革，但不像許多醫師所誤解的因為「太社會主義」，反而是因為不夠公共化。試想，不就是因為把健康視為商品，才會造成「逛醫院」和醫療糾紛，或者更抽象說，醫病關係的「消費者主義」嗎？至於醫師和健保局之間的關係，無非是官僚主義凌駕於專業主義之上。這些都直接掩蓋了醫院經營者和醫療照護勞動者的勞資關係（從而是剝削關係），以致於醫師們屢屢將矛頭指向政府、病患（團體）、法律界甚至公衛人，卻忘了真正的大魔王是誰。
許多醫師在批判醫界亂象時，總會主張解方只有「讓健保倒」一途（最後還不忘「補個幹」）。無論這是負氣而言，是懷舊醫者往日榮光，或者真心相信市場看不見的手，我認為對於勞動條件的爭取並無好處。相反，醫事人員應該效法移工和家務勞動者，團結倡議友善服務提供者的健保改革方案，而在捍衛勞權時更應該宣示和病人安全、醫療品質站在同一陣線，才能召喚多數民眾的感動。舉例而言，以病安為職志的醫改會多年來普遍不受醫師歡迎，經常被描繪為對立面的「仇醫」（當然，我認為此為無稽）團體；然而，我所參與的醫勞小組，卻與醫改會合作愉快，因為我們一向認為：醫師不過勞，是病人安全「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理，長期照護的供給者的勞動保障，也是其需求者健康福祉的保障。
長照和健保之所以必須放在公共化的優先議程，是因為它們基本而重要，因為人有時生╱病，有時老╱死，更有時脆弱勝於剛強——這不是一件那些無法在供需曲線上達到平衡的人僅僅表示殘念就可以另覓出口的事。特別是長照，不僅因為台灣邁向老齡化社會，更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臨終者的孤寂」（Loneliness of the Dying）因文明化而更噬人，猶如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所說：「當今陪伴在臨終者身旁的人們經常不再能夠表明自己的感情和溫柔，[…]生者自臨終者身邊漸漸退卻。」臨終孤寂者除了肉體和物理的需求，可能更需要某種與關懷倫理學（caring ethics）共振的全神貫注、設身處地和情感勞動。然而，那些苦於臨床（未必對應於狹義的英文單字clinical，或也可延伸於床榻陪伴）工作的受壓迫者又何嘗不需要喘息？
1990年12月18日，聯合國簽署《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這一天被訂為國際移工日。值此時節，不妨讓我們反思，家務移工的重擔和你我的重擔有何關連。以此為起點，或許終究有一天我們能同時輕省臨終者與臨床者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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